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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会江湖:谁来当老大?

来源:企业观察报 编辑:admin 时间:2015-06-29 浏览:
    
     单个企业的力量通常是薄弱的,而如果加入某一个商协会,融入一个集体,自身层次就会提高,特别是担任一定的职务,比如说担任副会长、会长,其社会地位和美誉度都会得到提升。所以,商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名利场,其游戏规则充满江湖味。

 

  商会分为政府主导和民间两个层面,前者以全国工商联系统为代表,后者以遍布各地的民间商会为主。政府主导的商协会的负责人,通常由上级任命,而民间商会的江湖,则是当家人以实力说话。

 

  那么在民间商会江湖,谁来当老大?这不仅取决于企业资产有多少,企业家的影响力范围,更在于所在商会会长的含金量有多高,所能够带来的益处有多大。

 

  商会会长的益处,显性的利益不仅仅是担任政协委员、人大代表等职务,更多的时候,则是隐性的好处,比如对于资源的分配权、获得更多商机的机会等等。以至于有企业的当家人宁可花费600万元,也要去当商会的会长。

 

  谁来当老大

 

  李扬(化名)是某商会的理事成员,他曾经在两天之内参加六个饭局。对于他来说,这六个饭局他每一个都必须参加,甚至一个晚上跑了三个饭局。

 

  李扬告诉《企业观察报》记者,在饭局上,请客者都是当地有影响力的企业家,资产都在数十亿以上,陪客则是当地政府官员。有市长、副市长、副书记、各局委办的领导,李扬知道虽然他们没有说什么话,但一切尽在不言中。 “为什么?因为他们几个人都想当商会会长,请政府官员作陪,是在显示某种程度上政界的支持。”

 

  一些商会会长的有力竞争者,会邀请商会会员企业的重要人物聚会,暗地里许下承诺,比如和企业相关的定单等等。而在公开场合,这些会长的参选者都表示会拿出数百万元不等的资金,以便更好地将商会的工作推向一个新台阶。李扬知道,他们花出了数百万,未来将会拿到更多的回报,“恐怕不是几百万,而是数亿元了。”

 

  不久之后,该商会公布了会长人选,除了一名会长之外,还有一名执行会长,六名常务会长,常务副会长12名。李扬认为,这么多的会长、执行会长、常务会长等等,是一种权力与利益的平衡。“都是拥有数十亿资产的企业老板,大家在一个圈子里混饭吃,谁都不好得罪。政府层面也不好决定谁来当会长,谁是副会长,只好搞平衡,都是商会领袖。”

 

  李扬说,之所以有人愿意花费巨额资金也要去当商会领袖,原因在于当会长、副会长等职务带来社会地位和形象提升,在市场竞争中也处于有利的地位。他说:“商会会长的含金量体现在社会地位上。同时,比如说我是会长单位,在行业里就是龙头企业,政府会刮目相看。还会接触到更多的资源,包括市场资源和政治资源,会有更多的和你合作的商业伙伴,在竞争中就处于有利的地位。”

 

  异地商会会长的竞争,被更为有实力的企业家所重视。据李扬所知,温州人为了在异地商会当会长,花几百万元的情况很常见。他说,“当会长就是一种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体现,两地政府都会重视,在异地是商人的代表,政府要招商引资也会依靠你。这样会长就会和政府接触,如果政府有好的项目,会长当然会首先拿到项目,当地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也会提供一些优惠,例如说贷款、土地等。倒过来讲,在他的家乡就是一种社会地位。特别是异地商会担任会长职务的企业家,各地政府都特别重视,每次回来都是书记、市长亲自接见,会靠近更有实力的资源。而靠近权力、靠近资源,意味着巨大的利益,这就是为什么争着抢着当会长的原因。有些是直接利益,有些是间接利益,有些是无形利益,有些是有形利益。”李扬告诉本报记者,“在随后的当地政府开发项目方面,该商会的会长、执行会长等人物,拿到了最好,也是最多的项目,获益不菲。”

 

  正因异地商会会长的含金量更高,竞争之时你答应捐款300万,我就敢拍出600万。

 

  周德文告诉记者,在温州异地商会想要当会长的人,在竞争激烈的时候一般会提出为商会多作捐款等等方法竞选。“比如说花几百万,都是花在商会的活动方面,我要当会长,就要为大家做出贡献。也因此会长基本上都是有实力的企业家才能够当,相比会长的隐性影响力,对于他们而言几百万元的投入并不算多大。”

 

  当然,当选商会会长也需要论资排辈,周德文说:“论资排辈,都是当地有影响力的企业家,有钱的才能够当会长。但如果遇到几位都是有影响力的企业家,就会发生争着抢着当会长的情况。”

 

  而在李扬看来,能够当选商会会长的人,不仅是资本雄厚,更多的时候也需要当地官场主要负责人的支持。“在我参加的那场饭局上,该市市长坐在主宾席上,他坐在那里不用说一句话,大家都知道把票投给谁了。”

 

  三个星期之后,该商会进行换届选举,不出李扬所料,那位有市长坐镇支持的企业家,当选该商会会长一职。

 

  政府管理的替代者

 

  商会的江湖味,不仅在于“政商勾结”能获取好处。从另一个层面来看,商会也是一个政府管理的替代者,一些地方政府也越来越离不开商会。商会担负着协调企业间、行业间、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重任,承接了一些政府做不到、做不好或不便去做的事。

 

  政府有时候会委托商会去协调一些事情。一位商会内部人士透露说,“尤其是在政府驻京办取消之后,商会也承担了一些原本是驻京办的工作。”他讲了一个事例,就在今年,差不多有20多个人来北京反映问题,当地政府压力很大,特派信访部门来京劝解。但来京的政府工作人员不多,只有几个人,很难将人劝回去。眼瞧着事态逐渐恶化有失控的危险,于是当地政府市委书记给该商会会长打了一个电话,商会立即成立了60多人的应急小组,通过各种关系将来京反映问题的人找到之后,配合政府人员做工作,“当时劝回来18个人,只有两个人溜了,但后来通过各种途径也找到了。”

 

  商会解决了当地政府的难题,同时,也在接待政府工作人员,和在京部委取得联系。另一位某省市在京商会副秘书长告诉《企业观察报》记者,他在今年两会期间,仅仅是接待老家政府的人,就花去了近百万元。“这些人不仅是来开会,还要在开会的间隙拜访各部委。之前在京的驻京办撤消了,那么又不能没有人来做一些事,只能靠我们商会。甚至有的人希望去中南海看一看,也需要商会出面,找关系进去转一圈。”

 

  接待政府工作人员来京任务繁重,商会的几个会员企业,合伙在北京开办了一家中型酒店,吃喝住游购娱一条龙服务,专门接待老家政府的工作人员。“商会成为了第二驻京办,目的很明确,就是为了搞好政商关系,以便好办事。”

 

  此外,商会还开始承担部分市场秩序的维护者与管理者的角色。

 

  政府一直是中国市场秩序的管理者,但在效率上并不具有优势。比如中国政府对于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,一直不遗余力,耗费巨大的成本,但是效果并不明显。而温州商会在这方面证实了,在自律与维权方面,商会可以充当政府管理之外的另一个市场与企业管理者。

 

  比如,温州的劣质皮鞋、服装、眼镜、打火机曾经自相残杀,劣质打火机四处泛滥。打火机钨丝粗细度一般是11.5,温州打火机用的就是8,有的做到5甚至4,一烧就断。这些事情政府出面,即使花费更大的成本,也是很难有效果。

 

  针对这种状况,温州烟具行业协会要求,如果要进入打火机市场必须要通过协会组织的检测中心,但后来还是有人暗地生产,没办法大家就将所有事情拿到桌面上来说。当时有人提出来,表面应付公约而暗地里依然在生产劣质打火机的怎么办呢?一着急,大家就发了诅咒:“谁用4或者5的钨丝就是狗养的,不是人生的。”“显然,这些不是政府强制能够起作用的,温州人天生爱面子,这样的诅咒竟然起到了效果!

 

  2001年11月12日,温州五金商会的锁具维权委员会成立。随之,发起举行“独立开发创新,决不模仿他人”大型签字仪式,制定了《锁具维权条例(公约)》,规定每月10日为维权日。国家专利局认为这是“对专利法的有益补充”。

 

  对于商会在这方面的作用,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说:商会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的社会,市场经济应该是三元结构,政府和企业间一定要有商会作为一个桥梁。商会的治理机制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,有人讲企业之间的纠纷往往是上法院不管,找政府不管,上门打架似乎不行,但可以由商会来解决。

 

  微妙的政商关系

 

  现代商会影响各地政经圈,其背后的隐性力量,是数量庞大的企业规模所带来的投资、就业等方面不可估量的影响,使得各地政府非常重视商会,尤其是商会领袖的作用。

 

 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商会秘书长告诉本报记者,按照商会企业会员多少、产值、带动就业等影响力大小,一般的情况下政府给商会都会有一名人大代表、两名政协委员的名额配置。

 

  而商会领袖所担任的代表、委员职务,近距离地将诉求直接传达给政府主要领导。此外,商会在当地成立之时,大多数都会找籍贯同乡在政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人当顾问,这些人的能量往往能够在关键时候将“建言”直达高层,影响决策。

 

  叶继潘所在商会的实际情况,证实了上述说法,他说:“在我们商会,每年政协委员的名额有两至三名,人大代表有一名。一般的情况下,商会成员有接人大代表的,也有接政协委员的。” 叶继潘直言:“商会就是企业的娘家,以此为平台建立和政府的密切联系。”

  周德文表示,温州民间商会在企业与政府间,发挥着“桥梁、纽带”的作用,代表企业向政府提出合理要求,争取合法权利;代表政府(政府授权或放权)行使权力,规范企业守法经营。尤其是在协调民营企业与有关行政机关部门的关系,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尽量市场化的发展环境等方面,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 

  一个具有真正意义的商会的立足点就是保持独立性。但这样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,其实也让商会经常行走在灰色地带与危险地带。除了和政府部门管理职能交叉难以界定外,商会尤其是异地商会在合法性等方面,目前还是存在一定的质疑。

 

  比如异地政协委员、人大代表就属于这样的情况。比如说,一家温州的企业,又在其他城市投资,因对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,政府善待外来投资者,当地会给有影响的商会领袖安排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的职务。但在温州当地这家企业也是有影响的企业,同样是担任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的职务,出现了一个企业家在两地当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的情况。特别是在温州的商圈里,商会的领袖都是在当地具有影响力的大企业,这种情况较为普遍 。

 

  温州市民政局,本来民政部不同意成立异地商会,后来开了口子——要求控制到省一级,不可以办到地市级,但是实际中温州的异地商会大部分在地市级。 同时,各地商会通过相互考察、资源共享、会长联谊会等各种方式展开联系,有观察人士指出,这有可能形成一种商业垄断。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曾对温州商会做过考察。他指出,异地商会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容易形成共谋——为了利润最大化,享有更大资源,采用集体定价。在国外有消费者组织和工会作为平衡这样垄断的组织,但是中国目前工会站在企业一边,消协作用有限,根本没有这样的一种制约机制。对此,中国美国商会会长Charles M. Martin介绍说,在美国商会,可以势力很大,对国会影响很大,钱也多,而且活动多,但不能够形成垄断,这是法律不允许的。

 

  有专家指出,商会与政府的管理职能的界定与协调也变得越来越敏感。从历史来看,由于利益立场的差别,商会与政府往往会发生冲突。时至今日这些矛盾还是存在。只要商会与政府的管理职能的界定没有法律化、制度化,冲突就在所难免。

 

  一些潜规则正在慢慢形成,目前这个问题又完全靠的是政府与商会之间的一种默契。如果能够从制度上、合法性上为商会理清发展思路,那么这个民间组织就能够在政府与市场之间,取得更好的发展。

 

  于是,目前各商会最关心的事情之一,是希望制定一部《商会法》,将他们的组织以及组织行为,真正纳入法律框架的约束与保护范围之内。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出台“商会法”还不现实。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一位官员说:“因为整个社团都没有法,而行业协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”

 

  对于微妙的政商关系,万通控股董事长 、北京陕西企业商会会长冯仑曾有一个经典说法:“我们要崛起,首先是口袋崛起,而不是屁股蹶起,口袋崛起有力量,屁股蹶得高只会招致打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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